2017年四季度的时候，我们开过一个千人电话会议，当时是认为，会有一批千亿市值企业崛起，就是基于大炼化。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已经看到了一批优秀的公司进入了千亿市值的行列。下一步的节奏，可能慢慢地，会迈入2000亿市值的门槛。我个人大致的一个判断是，万华应该是所有的化工企业中，率先站上并站稳2000亿市值的。可能在一到两年内，我相信，浙石化的控股股东荣盛石化，我觉得大概率也会站上2000亿市值。 确实来说，大型炼化装置，从我们17年的研究来看，发展中国家化工企业做大做强的一条比较快的路，就是全球化工市场上的十家，九家都有大型炼化装置。 这个说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若要赶超发达国家，发展大型装置是必经之路。目前来看，在大型裂化装置方面，浙石化，我6月30日去了一趟，确实，二期计划和一期的相比，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这个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一期是2000万吨炼油，140万吨乙烯加400万吨PX，二期在和一期一模一样的情况下，另外又加了一套140万吨乙烯。我大致算了一下，整个化工品的收率，可能可以达到70%，除了原油直接做化工品，裂解制乙烯做化工品以外，应该说，在全球，这么高的化工品收率、这么大型的装置，是没有的。类似荣盛、浙石化这样一套的装置，放在全球，这么大的规模、这么高的化工品收率，应该说用“旗帜”来形容，我觉得是不为过的。这是在能源革命、新能源革命背景下发展的一条新路径。随着太阳能、储能、锂电池电动车这三个形成一个闭环后，尤其是现在两头逐步在成熟，卡就卡在储能这一端成本比较高，如果能发展起来，我觉得会发生一场能源革命。就是在原油、炼油、汽柴油、到内燃机这条产业链，可能会被刚才我说到的这条产业链所取代。这样来说，原油的角色，可能以前是70%是能源30%是材料，后面就会转变成30%是能源70%是材料，可能在未来十年内，或者十年到二十年以内会逐步地完成这个角色的转变。也就是说，要做一个大型的炼化装置，要在未来的行业发展趋势中获取先机的话，一定是要把自己从一个能源提供商变成一个材料提供商，这一点是符合发展规律的，这一点浙石化做的是相当不错的。
另外，在路演过程中也经常有人问我，大型炼化装置的壁垒在哪里？我说，大型炼化装置的壁垒，主要是在两个环节。技术没有壁垒，为什么技术没有壁垒呢？因为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是来自专利上的授权，要么是国内专利商的要么是国外的。主要的壁垒在哪里呢？我认为一个是政策上的支持。像荣盛浙石化两期装置的整个投资大概要2000亿，自有资本大概接近540到550亿，这是很明显的资本密集型，商业银行还愿意竞争剩下的部分，这是资金上的支持。 最关键的壁垒在哪里呢？是政策上的，允不允许你做，这才是一个最大的壁垒。 我看过台塑王永庆的回忆录，一九七几年的时候，台塑从下往上做，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想法，我要做一个大型的炼化装置。但是当时国民党不允许，因为当时台湾是由类似中石油、中石化的国有企业在经营，不允许你经营。一直过了20年，1994年，台湾国民党放开了，给台塑石化一张允许进入大型炼化装置的许可，至此以后，就开始建设，90年代开始建设，完全建成是在07年，2500万吨炼油，300万吨乙烯。我们国家也是这样，会涌现出这样一批优秀的企业，能到千亿的市值，本质上，还是国家给了政策上的支持，这个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没有政策上的支持，允许他们进入并且允许他们做大做强，就没有这些企业什么事情了，这是第一个大型炼化装置的壁垒——政策。 第二个比较关键的，是本土要有足够大的市场。 为什么？像国内，大型炼化装置肯定不止一两套，已经很多套了。因为国内的市场足够大，建一套大型的炼化装置，一部分外销，一大部分内销，相当于是能进能退，保证产品能够基本上全部消化掉。整个亚太区域，以前是日本，后面是韩国，接下去是台湾，他们有大型炼化装置，本土有市场是一个前提。在这个情况下，大型炼化装置能够脱颖而出，是借助于本土的市场。所以大型炼化装置的壁垒，我的理解，第一个是政策，第二个是本土有一个相对比较庞大的市场，可以消化、容纳产品。浙石化，现在搞了2000万吨，再搞4000万吨，后面甚至还有三期，6000万吨等等，都可行。这些可行的基础，都是建立在我刚才说的两大基础上，这是我对大型炼化装置壁垒的认识。另外，就后面发展来看，我记得在17年大型炼化会议上也提出过一点，1000亿市值仅仅是这些公司起步的一个阶段，可以预期的是，这些公司可以动用的自由现金流将在上百亿以上，为中国化工企业赶上全球先进的化工企业打下了基础，因为只有他们才可以动用大规模的资金去做研发投入。譬如像韩国知名的炼化公司LG化学，它就是炼化起家，逐渐在电子、芯片、半导体方面有所成就。所以我认为，现在第一步，大型炼化装置，尤其是浙石化一期二期设计上，荣盛也好、桐昆也好，上一个台阶，接下来，这批大型炼化装置公司，谁会走的越来越好？一定是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跨越，往新型材料上走，往上走，就是我觉得这些大型公司再上一个台阶最关键的驱动因素。
1、 历史 性机遇下的民营大炼化龙头
1.1、民营大炼化的 历史 性机遇
民营大炼化的起源来自“十三五”期间，国家在千吨级炼厂上对民营企业放开。2016-2018年，国内炼油化工行业迎来一波景气周期，民营企业对炼化行业投资热情高涨。恰逢2016年后民营聚酯龙头企业盈利趋势向上，积累了向上游做一体化延伸的资金，在这一波炼化投资高峰中，他们冲在了最前列。
“十三五”期间，国家制定了《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希望通过更为合理的规划，扭转国内石化项目分布分散、竞争力不强的格局。规划的七大石化基地均位于沿海经济发展水平高、港口条件优良的的区域：包括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漕泾、浙江宁波和江苏连云港基地；泛珠三角的广东惠州和福建古雷基地；环渤海的大连长兴岛和河北曹妃甸基地。
这一轮民营企业的典型代表项目，无一例外占据了七大石化基地最有利的区域，典型的项目包括恒力石化2000万吨大连长兴岛项目，浙石化4000万吨舟山项目和盛虹石化1600万吨连云港项目。
2020年，恒力、浙石化和恒逸文莱项目一期均已经全面投产，开始为上市公司贡献利润。2020Q1，在油价下跌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国营炼厂普遍亏损，而民营大炼化仍有盈利，形成鲜明对比。民营大炼化证明了比存量炼化项目成本更低，分化在全年会体现得更为明显。
然而，国内的炼油行业仍处于深度过剩状态，2019年国内炼油能力8.60亿吨，加工原油6.49亿吨，开工率只有75.5%，按照90%开工率估算国内炼油能力过剩约20%。国内的炼化企业不得不面临有6000万吨以上的成品油需要出口的压力。而下游产品的过剩正在从成品油蔓延到烯烃、芳烃等化工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预计“十四五”期间，国家对新建炼化产能的审批将更为严格。此前抓住时机的民营大炼化企业，占据了沿海区位优势，项目采用了最新一代的炼化技术，是极具竞争力和稀缺性的。而浙石化，未来一年将从2000万吨增加至4000万吨规模，远期还有望增加三期项目到6000万吨，是这一轮民营炼厂扩张中占据资源最多的项目。
1.2、最具政策红利的民营大炼化企业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是2017年国务院在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设立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将重点开展以油品为核心的大宗商品中转、加工贸易、保税燃料油供应、装备制造、航空制造、国际海事服务、国际贸易和保税加工等业务。
2020年3月，国务院批复《关于支持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油气全产业链开放发展若干措施》，指出支持浙江自贸试验区适度开展成品油出口业务，允许浙江自贸试验区内现有符合条件的炼化一体化企业开展副产的成品油非国营贸易出口先行先试，酌情按年度安排出口数量。
国内的成品油出口目前实行配额制，2019年只有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和中化等国营企业获得配额。由于地方和民营炼厂在成品油分销网络的建设上大幅落后于中石化和中石油等国营企业，成品油出口环节的限制，给地方和民营炼厂造成了巨大的经营压力。2020年4月，浙石化已顺利取得100万吨低硫船用燃料油出口配额，预期后续在汽柴油的出口配额上也会有所放开。公司在7月又获得成品油非国营贸易出口资质，为浙石化成品油的灵活安排生产和出口销售铺平了道路。
1.3、浙石化将形成民企控股，国企和外企三方合资的股权结构
目前浙石化的股权结构为荣盛石化（民企）控股51%，桐昆股份（民企）20%，巨化集团（国企）20%，舟山海投（国企）9%。舟山海投的股份拟转让给沙特阿美（外企），未来将构成民企控股，国企和外企三方合资的股权结构，有利于融合多方资源。
主要控股和参股方，荣盛石化和桐昆股份拥有庞大的PTA和聚酯产业链，可以和浙石化形成从油到丝的全产业链协同；巨化股份是浙江省内的大型化工国企，代表了浙江省国资的支持；沙特阿美是全球超级原油和炼化巨头，可以为公司带来原油进口、炼化技术、成品油和化工品销售贸易上的协同。
在成品油销售环节，浙能集团和浙石化共同成立浙江省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浙能控股60%，浙石化40%。浙能集团是浙江省大型国营电力、油气和能源服务巨头。合资公司将在浙江建设几百个加油站，作为浙石化成品油的一条重要销售渠道。
在对原油到化工品的技术发展上，沙特阿美和沙特基础工业的第三代原油制化学品技术，实现接近50%的从原油到化学品直接转化率。第四代技术是沙特阿美和CB&I、CLG联合开发的“热原油制化学品”技术，可通过研发加氢裂化技术将原油直接生产化工产品的转化率提高至70%-80%。
2、浙石化将是国内最具竞争力的一体化炼厂
相比国内的存量炼厂，浙石化整体规划设计，装置规模大，技术领先；位于华东核心位置，区位优势显著。其主要股东可以就近消化PX和乙二醇。在政策支持方面，浙江省政府配套建设公用设施，给予800万吨规模煤指标，配套构建成品油零售网络。浙石化4000万吨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最具竞争力的炼厂。
2.1、整体设计规划，烯烃芳烃比例高，规模优势显著
浙石化4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是整体规划设计的，一期围绕最大化芳烃产能为中心，并配套大型乙烯装置充分利用轻烃资源；二期方案最大限度生产乙烯及下游产品。4套1000万吨常减压装置加工原油适应性强，其中一期设计可加工高硫中质和高硫高酸原油，可按照市场原油的供应情况加工低价的“机会原油”。
浙石化初期设计总规模为4000万吨/年炼油+1040万吨/年芳烃（其中800万吨PX）+280万吨/乙烯。其中一期建成规模为2000万吨/炼油+520万吨/芳烃（其中400万吨PX）+140万吨/乙烯，即成品油收率为42%。一期重油加工选用固定床渣油加氢+重油催化裂化+焦化组合模式；二期将采用浆态床渣油加氢方案。一期化工部分乙烯下游产品主要为EO/EG、聚乙烯和苯乙烯；丙烯下游主要为丙烯腈，聚丙烯和苯酚丙酮，并配套60万吨丙烷脱氢装置充分利用炼厂副产的LPG多产丙烯。公用工程方面采用海水淡化、粉煤锅炉和煤焦制气，制氢成本较低。
浙石化二期在总结一期经验的基础上，计划增加一套乙烯，并扩大芳烃的产量，计划将整体调整为4000万吨/年炼油+880万吨/年PX+420万吨/年乙烯，化工品比例进一步提升。按照二期乙烯和芳烃产品的比例，预计浙石化一期也还有进一步优化增加化工品的空间。
2.2、下游一体化配套优势
浙石化的主要股东荣盛石化，其参控股的逸盛系，拥有1350万吨PTA产能，远期将达到2000万吨。荣盛石化还拥有255万吨聚酯产能，并在继续增加。另一股东桐昆股份拥有400万吨PTA产能，远期将达到900万吨；拥有640万吨聚酯产能，远期将达到1000万吨。两大股东完全可以消化其生产PX和MEG产能。其他聚烯烃等化工品方面，长三角地区是国内最活跃的化工品交易和应用市场。
此外荣盛石化在宁波中金还有200万吨芳烃装置（含160万吨PX），采用燃料油和石脑油进料路线，如果上游炼油端可以放开，中金石化也可以扩展成一套炼化一体化装置。
下游方面，浙石化采用合作的模式，进一步深挖化工品深度加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浙石化和德美化工成立德荣化工（50:50），对浙石化项目50万吨裂解C5和48万吨裂解C9进行深加工。将建设50万吨/年裂解碳五分离装置，20万吨/年碳五加氢装置，48万吨/年裂解碳九分离加氢装置，7万吨/年间戊二烯树脂装置，10万吨/年DCPD树脂加氢装置和6万吨/年碳九冷聚树脂装置。浙石化和BP计划以50:50的比例建设年产100万吨的醋酸厂，将采用BP的CATIVA XL技术。
3、全球首屈一指的炼化一体化基地
3.1、世界超大型炼厂情况比较
4000万吨规模的炼油产能，可以进入世界前五行列，到6000万吨可以名列全球前二。全球范围内，炼油产能聚集的区域主要是美国墨西哥湾、韩国蔚山、印度贾姆纳格尔、新加坡裕廊岛和沙特延布等。其特点是，既拥有优越的港口条件，又面向腹地广阔的消费市场。同样的，我国杭州湾也有望形成一个1亿吨以上的炼化产能聚集区，辐射长三角区域，该区域已包括浙石化、镇海炼化、上海石化、大榭石化和高桥石化的搬迁。
排名
公司
炼厂所在地
炼油能力 （万吨/年）
1
印度信诚石油公司
印度贾姆纳格尔
6200
2
委内瑞拉帕拉瓜纳炼制中心
委内瑞拉胡迪瓦纳
4830
3
韩国SK公司
韩国蔚山
4200
4
阿联酋阿布扎比炼油公司
鲁维斯
4085
5
GS-加德士公司
韩国丽水
3925
6
S-Oil公司
韩国昂山
3345
7
沙特阿美公司
美国得克萨斯州波特阿瑟
3015
8
埃克森美孚公司
新加坡亚逸查湾裕廊岛
2960
9
美国马拉松石油公司
美国得克萨斯州Galveston港
2855
10
埃克森美孚公司
美国得克萨斯州贝敦
2800
11
美国马拉松石油公司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Garville
2780
12
沙特阿美公司
沙特拉斯塔努拉角
2750
13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麦寮
2700
14
埃克森美股公司
美国路易斯安纳州巴吞鲁日
2510
15
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
科威特艾哈迈迪港
2330
16
壳牌东方石油公司
新加坡武公岛
2310
17
中国石化股份镇海炼化公司
中国宁波镇海
2300
在全球这些规模名列前茅的项目中，委内瑞拉和阿联酋是因为原油产地区域而规划的炼厂，以生产燃料为主。委内瑞拉帕拉瓜纳炼制中心的大炼厂Cardon和Amuay最初都是由1950年左右的300万吨/年以内的炼厂发展而来，到现在的4830万吨/年规模，主要目的是将委内瑞拉的重质原油转化为燃料。但因为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使得投资和原料经常不足，炼厂负荷常年得不到保障。阿联酋鲁维斯炼油厂起步于600万吨/年的装置，2000年扩建到1500万吨/年，2015年扩至4085万吨/年，也以生产燃料为主。
韩国既不是中东那样的原料地，也不具备像中国、印度那样的消费市场，其炼厂以出口为导向。韩国大规模建炼厂是在1990年以后，以规模效应著称，其炼厂平均规模超过2000万吨/年。由于靠近中国市场，2008年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韩国炼厂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红利，例如08年后中国每年从韩国进口大量的PX。但是，随着国内这一批千吨级炼厂的落成，失去消费地和装置先进性优势的韩国炼厂正在逐步丧失竞争力。
3.2、印度信诚实业：高速发展的市场化民营炼厂
印度是全球第三大石油消费国，石油需求持续增长。由于印度炼油业对私人资本开放，私营炼厂得以蓬勃发展，目前已占印度炼油能力的40%。印度信诚石油公司是印度最大的民营炼化巨头，在贾姆纳格尔的炼厂拥有140万桶/天的原油处理能力，对应7000万吨/年，是全球最大的炼厂，复杂系数为21.1。同时，公司在2018年成功投产了150万吨美国乙烷进料的乙烷裂解装置，增加乙烯的产能。
印度信诚实业集团是一个横跨能源化工、零售和电信业的超级大集团，是印度市值最大的公司。炼化板块目前仍是其盈利最好的板块，是其发展的基石，帮助其培育了快速增长的电信业。
近年来，为解决其高企的负债和保持增长，印度信诚也展开了和国际巨头的合作。沙特阿美计划斥资150亿美元收购印度信诚炼化板块20%的股权，其对印度信诚炼化板块的估值达到750亿美元。作为合作，印度信诚将从沙特阿美采购50万桶/天的原油。下游分销方面，印度信诚和BP公司合资（51:49）的成品油零售公司，目前在印度有约1400座加油站，估值20亿美元，计划未来5年内将加油站增加到5500座。
3.3、台塑石化：浙石化的“简配版本”
台塑石化拥有2700万吨炼化产能和300万吨乙烯产能，其主要装置在1998年、1999年和2007年投产。台塑石化主要由3套900万吨常减压装置、2套400万吨重油加氢装置、2套420万吨渣油催化装置，和3套分别为70万吨、103.5万吨和120万吨的乙烯装置组成。其芳烃组分交由台化芳烃厂加工，烯烃组分也被交由台塑集团其他子公司加工，所以台塑石化相当于70%比例浙石化产能的“简配版”。
台塑石化在原油价格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净利润大致在50-120亿人民币之间波动，市值在2009年炼厂建设完成后基本在1500-2000亿人民币之间波动。
估值方面，台塑石化近10年平均ROE水平在11.5%，而平均PB为2.5倍，PE大致在20倍附近波动。
3.4、浙石化的国际比较
从炼厂产能规划上来看，浙石化二期建成后将远超台塑石化，三期建成后将达到印度信诚炼化板块的规模，并且在化工品方面产能更大，向下游延伸更深。从产业链配套来看，浙石化在下游聚酯产业链的配套和产业集群上也优于台塑石化和印度信诚。
从过去10年亚洲炼厂PB-ROE情况来看，日本炼厂的ROE水平最低，韩国炼厂次之，印度和中国的炼厂ROE水平较高。从我们对民营大炼化各个板块的理解来看，过去聚酯和PTA板块的ROE水平大致在10%左右，而民营大炼化项目的ROE水平有望提升至20%以上。民营大炼化公司的PB水平应该高于亚洲其他炼厂。
【简介】
谢希德（1921年3月19日－2000年3月4日），女，福建泉州人，中国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丈夫为著名生物化学家曹天钦。谢希德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理学系，195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1952年10月回国到复旦大学任教，1983—1988年复旦大学校长。专长表面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的理论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并是这些方面科学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90年代主要从事半导体表面和界面、短周期超晶格的声子谱的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撰有《半导体物理学》、《固体物理学》等专著4部。谢希德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她把握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机遇，为复旦大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和前任校长苏步青开创了复旦辉煌的“苏谢时代”。
生平经历
1921年3月19日出生于泉州市蚶江镇赤湖乡。那年她的父亲谢玉铭被母校燕京大学请回教物理课程，他一边教书，一边进修高等物理，准备出国深造。1923年，他得到洛克斐勒基金社的奖学金赴美国留学，母亲郭瑜瑾则在厦门大学念书。在谢希德4岁时不幸母亲患病去世，此时，父亲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幼小的谢希德在祖母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成长。1926年谢玉铭学成回国，应聘在燕京大学物理系执教。谢希德7岁时，父亲与燕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张舜英结婚。继母对她十分疼爱，使她的心灵得到极大抚慰。11岁时进入燕大附中，在那里认识同班念书的曹天钦。后来转到贝满女中读书，“敬业乐群”的校训给她深刻的教育。至今也常怀念当年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的师长们。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谢玉铭举家南下，应邀在湖南大学任教。谢希德相继在武汉圣希理达女中和长沙福湘女中读完高三。1938年夏天，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日益逼近武汉、长沙，但当时仍举行高考统一招生。谢希德报考湖南大学数学系，不久长沙告急，全家搬到贵阳。谢玉铭只身回到迁往辰溪的湖南大学。好不容易转移到贵阳后，谢希德住进医院切除扁桃腺，加上又腿痛难忍，因此虽然接到录取通知，不得不申请在家休学一年。后来经医生诊断她的腿痛系股关节结核。那时没有治结核病的特效药，生了这种病与被判无期徒刑差不多。当时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需时常躲避空袭，不得安宁。但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青年，在治病和休养期间，大量阅读英文小说，这对她后来的发展很有帮助。1942年夏她又考上迁至贵州省湄潭县的浙江大学物理系，但由于父亲不同意而放弃。后来全家从贵州搬到福建长汀县，父亲应聘为厦门大学数理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在萨本栋校长和谢玉铭、傅鹰等各教授的共同努力下，厦大成为当时东南首屈一指的大学。就在这时，谢希德考入厦大数理系。她勤奋好学，训练严格，基础扎实。尤其是在父辈们的亲切熏陶下养成了优良的学风。1946年秋她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市沪江大学任助教。连绵不断的战火，辗转不定的生活，艰难困苦的环境，使她成为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青年，立志继承父业，出国深造，为祖国未来奉献力量。
复旦工作
原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周同庆曾请谢希德去交大任教，由于院系调整，她同周同庆一起来到复旦大学物理系。在这里，她承担了极其繁重的教学任务，从1952年到1956年，先后主讲6门基础课和专业课，且都编写了教材和讲义。她善于组织课程内容，讲课切合学生实际，由浅入深，信息量大，条理清晰，语言流畅，使学生们深得教益。现在中国许多中年科技骨干，如方守贤、丁大钊、王启明等都是她当年的门生。在她努力下，复旦大学于1955 年开设了固体物理专门化，致力于半导体物理的发展。1960～1962年间，她同方俊鑫合作，编写了《固体物理学》（上、下册）一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深受国内各大学师生欢迎。80 年代，这部书重新修订，谢希德增写了《非晶态物质》一章，保持原书特色，既系统讲述本学科的基础内容，又介绍各主要分支的发展概况。1988年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
1956年秋，为了实现国家12年科学发展规划，北大、复旦、南京大学、厦大、吉大等5所大学的物理系的部分师生汇集于北大，共同创办半导体物理专门化。黄昆任教研组主任，谢希德任副主任。他们通力合作，撰写了一部专著《半导体物理学》，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在当时国际上是一部学术水平很高的权威性著作，为中国培养一大批半导体科技骨干人才及时作出了贡献。令人钦敬的是她为了科学事业，放下出生才5个月的小孩，交给爱人曹天钦照料，毅然去北大工作。
在科研方面，她也是白手起家，于1958年创办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并任副所长（1958～1966）。在她精心指导和组织下，坚持应用技术和基础研究并重，为上海半导体工业发展和基础研究创建了必要的条件，培养了一支队伍。当时实验技术人员非常缺乏，为此她建立了上海技术物理中专，培养实验员，后来这批人都补齐了大学课程，成为得力的科技人才。当年提前毕业参加建所的大学生中有很有成就的沈学础。
60年代初，国际上硅平面工艺兴起，她和黄昆敏锐地看到这将促进半导体技术和物理的迅猛发展，联名建议开展固体能谱研究，并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共同承担。1962年11月，她晋升为教授。在她指导下，复旦建立了顺磁共振等当时先进的实验技术。她招收研究生，开设“半导体理论”和“群论”课，编写讲义，指导研究生从事空间群矩阵元选择定则、应变条件下半导体载流子回旋共振理论、间接隧道效应理论、半导体能带计算等项科研课题。1966年夏，在北京召开的暑期物理讨论会上，她作了能带计算成果的报告，与各国学者进行交流。1986年在原有讲义基础上又进行改写，出版了专著《群论及其在物理学中的应用》，此书现已成为国内许多大学研究生的教材，使学生较容易掌握群论这样抽象的数学工具，受到师生们的好评。
突出贡献
谢希德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又有了希望。1977年8月，当时分管科学教育的邓小平，在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国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给知识分子莫大的鼓舞。正如郭沫若所说的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在1977年底的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上，谢希德报告了她的科学调研，以殷实的材料说明在固体物理、材料科学和量子化学之间正在形成新的边缘科学即表面科学，其基础是表面物理，基本内容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确定表面的原子成分；二是表面原子结构和成键性质；三是表面电子态和各种特殊的物理性质。她还阐明了表面物理同高新技术和科学发展以及与国民经济之间的重要关系，提出在中国发展表面物理的倡议。这个报告得到与会科学家的赞赏。她的倡议得到国家科委和高教部的支持，返校后，她立即着手筹建以表面物理为研究重点的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在短时间内，在原有物理系和核科学系的基础上建立了8个研究室。
1978年9月，谢希德又拟订计划，组织两个系列的学术报告讨论会，一是表面物理，系统讲述表面物理的基础内容和发展前景；二是固体能带理论。她安排好报告人并开列参考文献供报告人准备之用。7个多月，她带病亲自组织报告30多次。在此基础上还举办了全国性的表面物理讨论班。
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委托复旦大学物理系和现代物理研究所举办的固体理论讨论班，1979年3月在复旦举行，由副校长兼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谢希德主持并亲自作几个学术报告，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84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70多位代表参加了讨论班，主题是“群论”和“固体能带理论”，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收到很好的效果。
1982年，美国物理学家、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W.科恩（Kohn）来华讲学，回国后评论说：“谢希德教授作了明智的选择，在复旦大学开展表面物理研究”。多年的努力和在国家科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现代物理研究所的表面物理实验室于1990年经国家计委组织专家评审，被确定为国家应用表面物理开放实验室。在谢希德指导和王迅的努力下，该实验室在化合物半导体GaAs和InP的极性表面结构和电子态，表面界面结构，Si/Ge超晶格的生长机制和红外探测器件、多孔硅发蓝色光、蓝色激光材料研制，锗量子点的生长和研究，磁性物质超晶格等方面取得出色成果。
由于她与同事们坚持不懈的努力，1985年、1987年、1990年和1997年，谢希德和张开明、叶令及蒋平等共取得4项科研成果。这就是“半导体表面电子态理论与实验之一”、“镍硅化合物和硅界面理论研究”、“金属在半导体表面吸附及金属与半导体界面电子特性研究”和“量子器件与异质结构电子性质的理论研究”，分别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在指导研究生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以来，已培养了博士15名，硕士10多名。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她是1997年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的获得者之一。
80年代初，美国著名科学家，两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J.巴丁（Bardeen）率团访华。他回国后称赞说：“在中国科学界中，谢希德教授是属于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
由于谢希德的科研成就和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的卓越贡献，使她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赞誉，享有崇高的声望。她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1978～1991），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院士）、两度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1981年和1992年）。美、英、日、加、香港地区的13所大学分别授予她名誉科学博士、名誉工学博士和人文科学博士1987年6月接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Alabany分校授予名誉博士时，《今日美国》报社记者采访她，称她为“中国的哈佛大学校长”。1986年她被选为美国物理学会的名誉会员（Fellow）。1988年她又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0年被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外国院士。《表面科学》等6种国际学术杂志请她担任顾问和编委。她也是国际纯粹和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半导体委员会委员（1987～1993），先后担任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的顾问和程序委员会委员，1990年当选为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一届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主席。会议于1992年8月召开，中外专家500余人出席这届大会，报送的论文达900多篇。这是第一次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召开的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界提供了一个直接接触国际科技前沿领域的良机，对中国半导体学科的发展以及青年人才的培养，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谢希德在与国际科技界友好往来和学术交流中，显示了特有的智慧和才干，为振兴中华、建设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自1983 年起她每年都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的三月会议，回来后必向物理系师生作介绍，并撰文讲述当年物理学前沿的重要发展。她多次应邀出国参加各种会议，作有关半导体物理、表面物理学术报告外，还作有关中国科学、教育、妇女、人口和环境等方面的报告，足迹遍及美、英、法、德、意、日、俄、波兰、匈牙利、希腊、泰国、委内瑞拉等国。
谢希德是中国半导体物理学和表面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成就卓著，深受学术界、教育界的尊敬。1991年3月19日欣逢她七十大寿，又值她在复旦大学执教40年。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联名发来贺电。国际著名的3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和A.萨拉姆（Aalam）分别发来贺电。国家教委也致电祝贺。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冯端寄来热情洋溢的贺信。国内外知名学者撰写了26篇学术论文，汇编成《表面物理学及有关课题》文集，以热烈和由衷的庆贺，由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出版。
人物评价
谢希德谢希德不但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高教事业方面，谢希德的贡献是突出的。她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978～1983）和校长（1983～1988）长达10年之久，建树累累。她率先在国内打破综合大学只有文科、理科的前苏联模式，根据复旦大学的条件增设了技术科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等5个学院。她大力提倡师生的创造性和科研工作，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与日俱增，复旦的声誉在增长。她深知抓好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采用破格提升的方法，鼓励学科带头人脱颖而出。她注意发挥教师在教书育人中的指导作用，1956年秋在复旦推行导师制。导师们深入学生中间，指导学生学习，针对各种问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效果很好。设立“校长信箱”、“校长论坛”、“新闻发布会”沟通校内各方面情况，使存在的问题得以及时解决，师生和职工们感到比较满意。她在师生中大力提倡好的学风，严谨治学，严格要求。
谢希德也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1982年9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7年10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8年5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七届委员会主席。在中共十三大开会期间，谢希德与浙大校长路甬祥、厦大副校长王路林一同出席中外记者会，她老练地回答了记者们的各种提问。作为上海市政协主席，她的视野宽阔，极为关注浦东新区的开发，对浦东的高等教育提出新的见识，后来又担任了校址设在浦东的杉达大学的校长。她不仅关注全市的教育、科技方面的工作，也关注文化、社会风气、农业等等。人们可以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她带领政协委员下工厂、农村了解情况和慰问的动人场面。她关心科普教育，主编一本《阿爸教科学》的新书，给青少年增添了许多新知识。
在复旦校园里，她曾接待过来访的法国总统德斯坦，美国总统里根以及国务卿舒尔茨等外国领导人。她代表复旦授予一批世界上著名的学者、教授为复旦大学名誉教授、顾问教授的称号。1998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夫人来华访问时，谢希德作为知名人士参加了克林顿总统在上海的座谈会。
1998年11月4日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condueter Indartry associaleer）出资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设立谢希德奖金以鼓励有关领域的科学研究。谢希德在团结各界人士、特别是教育界和科技界、国际友人、海外学子和侨胞中，为振兴中华、建设祖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大事年表】
1921年3月19日 生于福建省泉州市。
1942～1946年 在厦门大学数理系学习，获理学士学位。
1946～1947年 任上海沪江大学数理系助教。
1947～1949年 美国史密斯学院物理系研究生兼助教，1949年获理学硕士学位。
1949～1952年 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195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研究一年。
1952～ 在复旦大学先后任物理讲师（1952～1956）、副教授（1956～1962）、教授（1962～）。固体物理教研室主任（1954～1961）。
1956～1958年 在北京任北大、复旦、南大、吉大、厦大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教研室副主任。
1958～1966年 筹建上海技术物理所，任副所长。
1978年～ 任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
1978～1988年 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978～1983）、校长（1983～1988）、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1985～）。
1978～1991年 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
1980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院士）。
1989年 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90年 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外国院士。
1997年 任上海浦东杉达大学校长。
2000年3月4日 逝世于上海
2012年有的考区的高考实用类文本阅读就是——《谢希德的诚与真》，您可以自行查阅一下这篇文章
2021年，作为“十四五”规划元年，随着经济的修复，货币与财政政策将回归常态，关键看点在于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以及产业、区域和人口领域的政策红利。
摘要
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财政政策回归常态。 货币政策最宽松时点已过，宏观流动性收紧预期提升，货币政策将逐步回归疫情前的“稳健中性”。伴随国内经济修复，疫情期间的宽松政策将陆续退出，货币政策将发挥“跨周期调节”功能，预测2021年社融、信贷规模分别下降至34万亿和18.6万亿，M2增速回落至8.6％左右。财政政策亦将回归常态化，2021年财政支出将明显收缩，赤字率或回归3％~3.5％左右，专项债规模适当调减至3.6万亿。
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循序渐进。一方面，继续落实对内改革：1）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 首批转板的精选层公司有望于2021下半年登陆科创板或创业板，有望实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深交所主板与中小板合并事宜稳步推进，或形成“上交所主板+科创板，深交所主板+创业板”的“有限差异”市场结构。 2）注册制有望全面推进。 多元化上市条件日益丰富，IPO将保持相对平稳偏快的节奏。 3）优化退市，护航高质量发展。 随着监管体系不断健全，包括“面值退市”在内的市场化退市方式，将逐渐取代过往以盈利为主要标准的退市机制成为主流。 4）交易制度推陈出新。 “T+0”交易或从上证50开始试点，推动提升价格发现效率；衍生品市场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 另一方面，扩大对外开放，重点包括推动RCEP协议的早日生效实施，加快海南自贸区建设；继续推进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开放，扩大境外投资者直接入市渠道，提高全行业开放水平。
调结构、扩内需，“双循环”下的区域和人口政策。 1）为落实要素市场改革与城镇化建设，户籍、土地、 社会 保障等领域制度将不断突破。2）为破解人口红利困局，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三孩及多孩政策有望全面放开；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给予多孩家庭减税的政策；加强多支柱的养老保障；提高人口质量，加速“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
目录
1. 货币与财政：大潮将退的2021年
1.1. 货币政策：稳健中性
1.2. 财政政策：回归常态
2. 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循序渐进
2.1. 对内改革：开启新征程
2.1.1.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2.1.2. 注册制有望全面推进
2.1.3. 优化退市护航“高质量发展”
2.1.4. 交易制度推陈出新
2.2. 对外开放：资本全球化的新篇章
2.2.1. 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
2.2.2. 更加包容的资本制度
3. 产业政策升级：创新驱动，安全先行
3.1. 国防安全：军工改革助力高景气
3.2. 能源安全：供需两端优化消费结构
3.3. 科技 安全：国产替代新格局
3.3.1. 半导体：技术与需求共同催化
3.3.2. 网络安全：信息长城保驾护航
4. 调结构、扩内需，“双循环”下的区域和人口政策
4.1. 要素市场改革，打造新型城镇化
4.2. 生育携手养老，破解人口红利困局
1 货币与财政：大潮将退的2021年
1.1. 货币政策：稳健中性
2020年货币政策回顾：跨周期调节，稳增长与防风险两手抓。 近年来，央行建立起以“M2和社融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为核心的货币政策导向。为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央行先后推出包括3次降准、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等在内的一系列“跨周期调节”政策措施。从实施节奏与效果来看：1）2020年2-4月是疫情冲击阶段，央行以保就业为首要目标，通过净投放和小幅降息等 *** 作，推动M2与社融增速大幅上行；2）5月之后为经济修复阶段，央行通过MLF、TMLF等工具对冲投放过多的再贷款再贴现，社融、M2增速处于高位。
从政策基调来看，货币政策最宽松时点已过，宏观流动性收紧预期提升。 不同于疫情爆发后政治局会议连续4个月提及货币政策，7月政治局会议对货币政策重新定调为“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10月易纲行长在2020金融街论坛讲话上提到“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 总体上，货币政策将逐步回归疫情前的“稳健中性”。
2021年货币政策展望：随着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货币政策将为经济持续修复预留空 间。 我们认为，2021年货币政策趋于边际收紧，在经济增速因低基数而走高的阶段进行预调。具体来看，我们预测2021年社融规模将在34万亿左右，增速放缓至12％；信贷亦边际放缓，同比下降至18.6万亿；预测M2增速将回落至8.6％左右。将M2、社融信贷增速下压至与2021下半年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的水平，从而货币政策重新回到中长期趋于中性的导向。同时，考虑到2021年货币政策基调回归中性，政策工具将逐步退出，不会进行降准、降息等宽松 *** 作。
1.2. 财政政策：回归常态
2020年财政政策回顾：应对外生 性冲击下的非常规扩张。 尽管受到疫情冲击，经济增长显著承压，财政支出仍较好做到了“合理扩张但不过度”，充分考量了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债务风险相匹配。总体上，2020年财政政策有三点核心增量：一是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由2019年的2.8％提高到不低于3.6％；二是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三是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升到2020年的3.75万亿。
展望2021年，伴随国内经济修复，疫情期间的宽松政策将陆续退出，财政政策亦将回归常态化。 具体地，财政支出将明显收缩，赤字率或回归3％~3.5％左右，专项债规模适当调减至3.6万亿。此外，继续落实减税降费，巩固脱贫成果及内生发展能力，确保“六保”、“六稳”的落实。
2 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循序渐进
2020年回顾：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进一步深化改革。 1）科创板坚守战略定位， IPO节奏稳步提升。其中，科创板年内新增上市公司125家，较2019年新增55家。2）创业板实施注册制，放开借壳上市与再融资限制。3）新三板精选层落地，首批32家公司于7月挂牌交易。 总体上，创业板、科创板和新三板精选层的板块定位明晰，在发行、上市、信披、交易以及退市等制度上均有差异化安排，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内涵不断丰富。
2021年，资本市场结构进1程展望：）精选层转板，2）深市主板与中小板合并。
第一，精选层公司登陆。 根据《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板上市的指导意见》，新三板精选层公司挂牌一年以上，符合上市条件的，可申请转板至上交所科创板或深交所创业板。我们认为，精选层公司有望于2021年下半年登陆，首批转板的公司数量或达30家。随着转板机制的落实，将打通中小企业成长壮大的市场渠道，充分发挥新三板市场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
第二，深交所主板与中小板合并事宜稳步开展。 2020年10月，监管层披露筹划基础制度改革，拟合并深交所主板与中小板，并重启深交所主板市场的IPO。事实上，深交所主板长期缺乏发行融资功能，主板和中小板的上市和监管要求亦逐渐趋同。我们认为，随着合并事宜的推动，届时或形成“上交所主板+科创板，深交所主板+创业板”的“有限差异”市场结构。
2.1.2. 注册制有望全面推进
展望2021年，注册制有望全面推进。 10月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简称“国七条”），要求全面推行、分步实施证券发行注册制。从海外经验来看，部分IPO时亏损或微利的公司通过发行上市审核并在日后成为资本巨擘，注册制为美国及中国香港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我们认为，2021年，随着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推进，全市场推行注册制条件日趋成熟。从发行端来看，整体将保持相对平稳偏快的节奏。我们预估，2021年IPO数量维持在每周6-10家，平均一年300-400家之间，累计发行规模在3000-4000亿附近。
2.1.3. 优化退市护航“高质量发展”
2020年，资本市场监管力度加强，退市节奏显著提速。 年初以来，A股市场已经先后有包括神州长城、华业资本等在内的15家公司被摘牌。不过，横向比较来看，A股退市力度仍有提升空间。以港股为例，截至11月18日累计上市公司数量达2935家，退市数量395家，占比达13.5％；而A股公司退市比例仅3.1％。究其原因，在于A股的审批/核准制度下，IPO行政审批制不仅门槛高、程序冗长，而且排队等待时间一般需要2~3年甚至更长，IPO成本高企，“保壳”意愿与动力极强。
我们认为，2021年A股退市机制将进一步优化，高质量发展迎来转型升级契机。 监管方面，“国七条”要求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严厉打击恶意规避退市行为，加大对违法违规主体的责任追究力度。具体来看，一方面，严格退市监管，通过行政力量出清违法违规公司；另一方面，完善并购重组和破产重整等制度，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伴随监管体系的不断重塑，有望提升优质龙头的示范效应，推动形成“有进有出”的市场化、常态化退市机制，促进资本市场 健康 稳定发展。在新证券法+注册制的市场环境下，包括“面值退市”在内的市场化退市方式，有望逐渐取代过往以盈利为主要标准的退市机制成为主流。
2.1.4. 交易制度推陈出新
2020年，A股交易机制不断突破。1）创业板竞价交易实行20％的涨跌幅限制。具体来看，创业板注册制下，新上市企业上市前5日不设涨跌幅，之后涨跌幅限制从之前的10％放宽为20％；存量公司日涨跌幅同步扩至20％。我们认为，涨跌幅限制的放宽，可以提升创业板交易流动性。2）创业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纳入两融标的。 涨跌幅与融券机制的改革，能够高效驱动市场价格发现，丰富机构的多元交易策略，引导长线资金入市，推动交易机制与国际接轨。
2020年，我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开放格局，由点到面，海南就是先驱者。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致力于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六大领域自由便利。我们认为，下一步将逐步推动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税收安排、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等。除此之外，国际贸易合作正逐步推进。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落地。RCEP的签署意味着全球贸易三足鼎立格局大幕开启，东盟十国携手中、日、韩、澳、新五国推动区域内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削减，进而建立统一市场。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首次达成贸易协定，双边贸易自由度将显著提升。下一步，我国将在RCEP的基础上，推动协议的早日生效实施，深入更加实质的服务贸易与投资领域，并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协议的签订。
2.2.2. 更加包容的资本制度
2020年以来，监管层着力落实金融开放11条，推出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9项举措，形成更全方位、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局面。尤其是，在外资机构设立与资金引入方面，开放的力度正逐步提升。
第一，外资机构加快布局中国金融业务。 1）2020年新增金元统一、瑞信方正、高盛高华、星展证券、大和证券、意才证券等6家外资控股券商。2）首家外资全资控股公募基金贝莱德获批设立；另外，范达基金、联博基金等已递交外资公募牌照申请。3）首家外资全资控股期货公司摩根大通期货获批设立；4）惠誉获准进入中国评级市场。 随着外资机构持续扩容，“鲶鱼效应”逐步显现，长期来看将推动提升境内金融机构竞争力，促进我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
第二，外资资金加快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1）证监会、央行和外管局联合发布QFII/RQFII新规，旨在降低准入门槛，便利投资运作，稳步有序扩大投资范围。新规的出炉，将进一步加大A股对外资的吸引力，推动外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产品及渠道多元化。2）富时罗素指数进一步扩容A股，分别于3月20日、6月19日将A股纳入因子累计提升至25％。外资入市广度与深度的提高，既能引入多样化的流动性支持，又能重塑价值投资的市场风格。
展望未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于打通我国金融体系、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来看，2021年主要将在以下领域有所突破。 一是继续推进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开放， 如：1）在与港交所、伦交所等市场联通的基础上，拓展与更多境外主要资本市场建立互联互通机制；2）解决国际投资者的顾虑，完善风险管理、结算周期、交易机制等制度安排，提高A股在MSCI、FTSE Russell等国际指数中的纳入比例；3）拓展交易所债券市场，扩大境外机构投资者直接入市渠道；4）扩大期货品种对外开放范围。 二是提高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开放水平， 继续推动外资控股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的落地，完善内外资证券基金机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支持优质机构与客户一起走出去，提升跨境服务的专业能力，更好满足企业跨境投融资需求。
3 产业政策升级：创新驱动，安全先行
3.1. 国防安全 ：军工改革助力高景气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报告更新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指出要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需求，提高建设质量和效益，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未来“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防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国防安全而言，核心方向为国产替代与自主可控，重点政策与改革路径主要是提高国防支出、股权激励、资产证券化。 作为大国博弈的落脚点，国防安全要求国产化能力提升，预计产业政策亦将向航空航天、国防信息化等领域倾斜。具体政策方面：1）稳步提升国防支出。我国军费规模占GDP比重不到1.4％，低于世界平均的2.2％，仍处于补偿式刚性增长期。2）落实股权激励。《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首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从总股本1％提升至3％，董高人员授予价值放宽至薪酬40％水平。伴随股权激励的实施，企业经营活力将得到释放，降费增效与民品发展将显著加快。3）加快资产证券化。配套院所转企后将自负盈亏，面对市场化竞争，院所转制核心将重点落在配套单位市场化改革。
3.2. 能源安全 ：供需两端优化消费结构
我国油气能源海外依存度高，叠加全球气候环境危机，能源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一方面，我国油气能源面临较高的供给风险、通道风险与价格风险。据中国石油企业协会《中国油气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告蓝皮书（2019-2020）》，2019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43％。另一方面，碳排放过量导致的极端气候现象对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冲击。为此，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能够有效解决能源安全问题。
政策支持力度加强，新能源行业迎来春天。 2020年9月，领导人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0月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 社会 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重点涉及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继续深入推动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能源革命，新能源行业将加速发展。
2021年，新能源供需结构双向推进将成政策改革重点领域，光伏、风电与新能源车产业链景气度有望继续提升。 1）从供给端来看，光伏、风电成为新增电力重要来源。其中，光伏已经脱离补贴，逐步进入市场化阶段；风电则因并网严格导致行业抢装，高速增长将延续。2）从需求端来看，新能源 汽车 成为调节能源消费结构的最佳手段之一。事实上，为在疫情期间重振经济并且减少碳排放，欧洲各国已陆续推出新能源 汽车 的扶持政策，甚至优厚于2019年的扶持政策。除此之外，英国还在疫情期间将燃油车禁售令的时间提早5年至2035年。
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下，发展储能势在必行。储能的应用场景包括发电端、电网端以及用户端。 我们看到，2020年以来“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电力'十四五'规划”、“能源技术创新'十四五'规划”、“可再生能源'十四五'规划”等均将储能列入其中，“十四五”时期储能产业有望迎来新的契机。
3.3. 科技 安全 ：国产替代新格局
2018年以来，美国相继对中兴、华为、海康威视等企业实施制裁，本质上反映出我国当前 科技 安全和部分关键领域的 科技 创新依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制约与挑战。面对海外国家技术封锁，“十四五”期间发展软硬核心技术、实现 科技 安全的迫切性显著提升。
3.3.1. 半导体 ：技术与需求共同催化
近五年来，国内企业在半导体产业链环节上的竞争力逐步增强。 从国内半导体行业结构来看，产业链以芯片设计、芯片制造的市场空间最大，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行业，过去主要被海外龙头企业所掌握，国内企业以劳力密集的芯片封测为主；2017年后，中国半导体产业环境向高技术环节转型，IC设计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国内本地品牌华为、联想、小米等，和本地芯片设计商海思、紫光展讯、汇顶 科技 等发展为中国IC制造提供大量需求。此外，根据SEMI数据，2020年中国大陆半导体设备投资额达到173亿美元，半导体设备的投入支持，显著提升国内晶圆制造的产能。总体上，国内半导体产业链开始加速向高技术、高价值环节发展的正向循环；同时，为了维持未来稳定发展，对于半导体设备、材料的自主可控将成为重要趋势。
政策暖风频吹，半导体产业支持力度加大。 《国家中长期 科技 发展规划（2021-2035）》即将发布，将重点推动集成电路等关键领域攻坚突破。此外，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国家研究拟把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写进正在制定的“十四五”规划中，计划在2021年至2025年，在科研、教育、融资、应用等方面大力支持第三代半导体产业。与第一代和第二代半导体材料相比，第三代半导体具备宽禁带、高击穿电场、高导热率特性，更适合制作高温、高频、抗辐射及大功率器件。伴随5G通信和新能源 汽车 渗透率的提升，下游需求将持续催化半导体市场规模。
3.3.1. 网络安全 ：信息长城保驾护航
当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日趋复杂化，针对关键性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一直是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从海外来看，2020年，美国发布《5G 安全国家战略》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政策，并推出188亿美元的网络安全领域财政预算；欧盟在《欧盟5G 网络安全风险评估》等政策文件的基础上，致力于捍卫网络安全领跑地位。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网络安全及相关政策出台，为促进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 1）网络安全法律出台。202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正式施行，为我国商用密码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开放平台。2020年4月，《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推出，进一步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已纳入立法计划。2）产业配套政策密集落地。2019年12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2.0相关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落地提供了标准支撑。
“十四五”规划期间，网络安全将进一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事实上，等保2.0、关保新政等全面推进，为“十四五”期间大安全战略的全面铺开打下基石。展望2021年，我国将在网络安全领域重点突破：1）推动《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制度落地；2）加快建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识别认定机制；3）加快建设个人和法人基础信息服务支撑平台。我们认为，随着网络安全领域政策制度的施行，叠加信息技术的提升，将有力保障国家安全能力的提升。
4 调结构、扩内需，“双循环”下的区域和人口政策
2020年5月14日，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为推动“双循环”的形成，打破要素市场流通障碍、加快人口政策改革尤为重要。
4.1. 要素市场改革，打造新型城镇化
2020年4月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同日，发改委发布《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出了28项重点任务。 我们认为，上述二者指明城镇化建设的方向，有助于提升城镇化水平、释放内需、提高发展质量。
为落实要素市场改革与城镇化建设，户籍、土地、 社会 保障等领域制度有望突破。 具体来看：（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落户限制；（2）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3）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
4.2. 生育携手养老，破解人口红利困局
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老龄化问题突出。 上世纪50年代至今，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3个阶段：1）1950s~1977，提倡节制生育；2）1978~2001，严格执行计划生育；3）2002至今，逐步放开计划生育。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长期推广执行，人口结构亦发生深刻变化。1987年以来，我国14岁及以下人口比重逐年下降；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近年来增幅逐渐加快；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也于2010年达到顶点，抚养率开始提升，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为解决人口结构矛盾，“十三五”期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这一阶段，二孩生育率从2015年的12.3‰显著提升至2018年的21.97‰。
展望未来，“十四五”期间人口政策将优化调整。 具体来看：1）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三孩及多孩政策有望全面放开。2）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行普惠价格制度的学龄前教育，给予多孩家庭减税的政策。3）加强多支柱的养老保障，鼓励更多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养老产品和服务，强化政府兜底保障与制度供给职能。4）提高人口质量，改革完善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体系，加速“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