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发展格局发生新变化
新科技革命重塑全球城市发展格局。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城市竞争力消长和全球城市格局。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进程，数字技术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重新定义国际分工和产业生态，并将深刻影响城市发展格局。
全球化退潮影响城市网络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入退潮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经历了30多年扩张后转向收缩。疫情加快了这个进程，主要经济体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全球供应链呈现区域化、近岸化和在岸化趋向，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内部循环强化。在东亚地区，东盟已超过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世界城市体系孕育重大调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带来世界城市体系的重大调整。纽约、伦敦、东京等顶级全球城市仍处于核心地位，在全球资源要素配置中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但新兴全球城市正在加速崛起，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全球顶级城市，并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都市圈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目前全球排名前50位的城市，其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20%。这些城市集聚了全球主要跨国公司、学术机构、行业组织和智库等全球性机构，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各主要经济体对接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
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新形势
城镇化增速将趋于放缓。我国城镇化在经历高速发展阶段后，增速已趋于放缓。这与经济增速放缓是分不开的。“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2016年至2019年经济年均增长66%，比“十二五”下降了13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口、城镇人口增长也在放缓，带来城镇化速度放缓。“十四五”时期，随着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加之农业可转移劳动力数量下降，城镇化率年均增幅也会呈现放缓趋势。
内陆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十三五”时期，中西部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基于人口流动的大数据观察城市中心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处在第一序列，内陆地区的成都也在第一序列，说明内陆地区的大都市圈发展也明显加快。“十四五”时期，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内陆地区城镇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并成为推动我国城镇化的主要力量。
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位势上升。现在19个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80%以上，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比更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城市群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位势快速提升。大都市圈与周边城市的同城化也在加快，比如广州和佛山加快推进广佛一体化。城市群和大都市圈正在成为优质生产要素的汇聚平台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十四五”时期，这个发展态势还会深化，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扩散和集聚效率大幅提高，进而提升城市空间资源配置效率。
部分城市创新活力明显增强。由于创新活动对人力资本、科研设施、大学和科研机构等要求较高，创新活动在空间上具有更高的集聚性，并吸引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口向这些城市流动，创新生态逐步形成和完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创新型经济加快发展。
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加快。这次疫情加快了城市数字化进程，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信息溯源等数字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推进“一网通管”“一网通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流程再造，有效提升了城市公共服务效率，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
新发展格局对城镇化发展提出新要求
“十四五”时期，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城镇化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第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要确保国内消费持续扩大和升级。研究表明，如果农民工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27%，这对扩大消费意义重大。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巨大消费潜力，最重要的是要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梗阻。我国城乡要素长期单向流动，比如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变成了城市的高楼大厦，金融资源从农村单向净流出，农民工进城落户又面临各种限制。这就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逐步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要探索扩大土地使用权入市的用途，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要拓展使用权向外部人员流转的空间，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第二，增强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双循环”的枢纽功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对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率，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尤为重要。依托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建立以城市群和大都市圈为枢纽的经济循环系统，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集聚和扩散，提高空间配置效率，将成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新形势下大都市圈和城市群要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外资企业根植性，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第三，增强中心城市的创新策源功能。“十四五”时期，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特别是美国推动与我国科技脱钩，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要加强北京、上海、合肥、深圳等国家综合科学中心建设，推动创新体系战略性重构，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布局建设基础研究、前沿创新和生产制造相结合技术集群，构建安全的技术供给体系。
第四，在内陆地区培育有竞争力的城市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要建设内陆地区城市群，释放内陆地区发展潜力。要培育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一批重要城市群，拓展内陆地区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第五，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和空间集中度提高，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将迅速增长。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其覆盖面，并率先在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一体化。
第六，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强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社区等建设，提高教育、医疗、城市管理的智能化水平，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文/陈根
现代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从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GCC）向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的转变。
全球商品链是围绕最终可消费的商品而发生的一组相互关联的劳动生产的链式过程。而随着完整商品交易组织方式的碎片化，以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独立的生产要素体系的解构， 高度复杂的生产经营活动片断得以在大规模精细化分工与重组的基础上实现全新的跨国链接 ，进而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国际生产体系的系统性重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价值分析被引入了全球商品链，并进一步形成了如今的全球价值链 ——产品和服务在生产及出售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使产品增值的一系列阶段，其中至少有两个阶段在不同国家完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部门或公司参与了GVC的（至少）一个阶段，那么它就参与了GVC。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新冠疫情与中美经贸摩擦互相交织，正在催化新一轮的全球价值链调整。
全球价值链从扩张到收缩
全球价值链被提出，用于解释在全球范围内将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售后等创造价值的环节分包到不同国家，企业通过参与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环节来获取相应价值增值的贸易活动。 可以说，全球价值链是过去三十年间各国经济贸易融合的最重要的产物 。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关贸总协定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全球化大生产不断扩张，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巨大发展——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不断提高的同时，价值链长度也在快速延长。同时，中间品贸易开始超越最终产品，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逐渐发展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的中心之一 。第一 财经 研究院的ULC数据库显示，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上，中国已超越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同时，中国也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
麦肯锡研究院曾择取了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分析了全球各国对中国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的依存度。其研究发现，伴随着中国制造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尤其是在电子、机械和设备制造领域，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既是扮演“世界工厂”角色的供应方，近年来作为“世界市场”的需求方角色也越发重要 。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全球价值链在1990年到2007年期间增长最为迅速，交通、信息和通信领域技术进步，以及贸易壁垒降低吸引制造企业将生产流程延伸至国境之外。并且，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中国、德国、美国为中心的亚洲、欧洲、北美三大区域价值链网络。
然而，这一全球价值链扩张趋势，在2008年后开始发生了转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在这一年，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达到了52%的巅峰值，而后，该指标呈现出了向下波动的发展态势。这一现象与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同步发生。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2001年外，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量一直保持在全球GDP增长量的15倍至2倍的水平。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情况出现了变化——
2012年和2013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量相当于全球GDP增长量；随后三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量低于全球 GDP增长量；2017年和2018年出现了反d；2019 年，全球商品贸易在美国与其他国家持续的贸易紧张关系下陷入停滞，并在接近年底时出现下滑，总体小幅下降01%。
而今，全球贸易增长率比低迷的全球GDP增长率还要低，而在过去的景气时期，全球贸易增长率约为全球 GDP增长率的两倍。 2020年新冠疫情更是对全球贸易造成了巨大冲击，根据 WTO的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更是将大幅下降13%~32% 。全球价值链的转变成为基本事实。
多因素驱动全球价值链转变
全球价值链的转变有多方面的动因。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均未实现完全出清，产能过剩导致世界经济总量增速放缓，投资增速放缓尤为显著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后过去二十多年高速发展所累积的经济 社会 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特别是围绕人口、债务等问题的结构性矛盾被放大和激化，使得全球保护主义浪潮兴起。
其次，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中国，开始进行广泛的国内中间品替代国外中间品，使得纯国内生产活动代替全球价值链生产 。
并且，过去二十年中，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APL）和单位劳动力成本（ULC，生产每单位增加值所需要的劳动力成本，数值上升代表竞争力下降）均出现了快速的上升，而在同期内，全球制造业第三、第四大国的日本和德国单位劳动力成本持续下降。 这也使得制造业迁出中国端倪初现，并在全球范围内影响价值链的变动。
其三，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吸引制造业回流，多国政府对产业转移的干预力度加强。 在美国转向“美国第一”的贸易保护主义之前，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已经造成发达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制造业回流现象。
2011至2014年间，美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中，制造业回流最为活跃的前四个子行业分别是化学制品、金属制品、电子电器产品和其他制造业，其中化学制品企业的回流最为显著。
美国所采取的加征关税、 科技 禁令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加了跨国贸易成本，大幅提高中间品及产业链成本，影响了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决策布局，加快了部分产业链回迁与转移，引发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重构。
最后，劳动力替代工具（如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制造业生产，进一步降低了在全球最低成本之地配置资源的必需性，也形成就业市场错配 。
根据马林和基里奇的研究，在金融危机前全球价值链与机器人使用是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 这意味着，在市场环境较好的时候，企业通过增加机器人使用和推动全球价值链两个手段来降低成本与扩大生产规模。
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与机器人的使用呈现明显互相替代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产能过剩时，机器人将更多地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替代品而出现。他们进而发现，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不确定性上升300％和利率下降30％，那么机器人的应用率将提高76％，并导致全球价值链显著收缩。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国都在积极应对全球价值链的挑战，旨在全球竞争与位阶重整中进行创新或者对整个价值链进行重新配置。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价值链重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疫情进一步冲击了全球价值链，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比如，疫情和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中间产品的生产及运输遭遇延迟或停止，使得企业无法获得关键投入品的风险增加。许多生产率较高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者都依赖于及时交付投入和精益库存管理，但这些举措可能会导致身处全球价值链中心的国家成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此外，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认为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将影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 。全球前5000家跨国企业（MNE）因疫情平均向下修正了30%的年内盈利预期，并且这个趋势仍将持续。
受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为能源、基础金属、航空业和 汽车 产业。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盈利预期修正幅度最大，下修幅度达到35%，高于发展中经济体的20%。断崖式下滑的盈利前景将使全球FDI下降30%至40%，而跨国企业FDI是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深化的主要推动力。
但同时要看到的是，疫情作为催化剂，也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部分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制造模式和组织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促使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分解、融合和创新，国际产业分工的“微笑曲线”发生严重变形，各环节的附加值发生相应变化 。
这为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增添了新要素，使得价值链逐渐向新经济体和链条的更高层次延伸，以 Al、5G、智慧物流、线上支付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已初现规模，其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全球价值链重构是一种兼顾价值链升级与价值链治理的国际分工活动。事实上，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发生是客观的必然，而疫情则为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增添了 科技 的要素。
如果说，早期探讨“全球竞争与位阶重整”时认为“重构”是价值链参与者在执行价值链活动中进行创新或者对整个价值链进行重新配置。那么， 现阶段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还关系价值链分工在纵向和横向维度上的“伸”与“缩”及网络节点位移，并同时受产业革命和技术进步、全球经贸规则等变化影响 。
把握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契机成为现阶段的各国政府的共识。中国政府想要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浪潮，抢占经济与技术双重制高点，必须选取合适的重构路径，迅速做出链条转换和路径选择的战略设计和方针。
一是要认清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实地位。 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同发达国家的总体技术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二者之间的绝对差距依然明显。
当前，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总体上是相对于除美国以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提升，而非直接挑战美国的领先地位，中国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同主要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研发、品牌推广等方面的竞争会逐渐加剧。
二是要选取合适的重构路径 。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路径分为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被动接入国家价值链和主导创建区域价值链三种，并且根据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选取的路径也有差异。
根据国家“双循环”的宏观经济理念，各条路径并不是独立存在 。医药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趋向于全球化背景下选择被动接入国家价值链的重构路径，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趋向于自主创新的同时，创建主导区域价值链重构路径。
三是提升技术水平和完善国内供应链网络。 在同发达国家技术竞争逐渐加剧的情况下，中国应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人力资本积累，推进自主技术创新，同时通过改革优化创新环境，努力提升我国的整体技术竞争力。
从长期看，要坚持推进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开放，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增强我国企业对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适应能力，吸引高水平生产要素向中国集聚，为持续完善国内供应链网络、推进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
疫情扰乱了全球价值链，也在危机中孕育着新机，顺势而为，以锻造升维竞争的全新赛道。
来源: 科技 日报图集
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进一步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家发改委9月8日公布了《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9月9日召开的中央 财经 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也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流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健全，流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商品和要素流通制度环境显著改善。同时，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还存在不少堵点亟待打通。
物流已成制造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实施方案》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公安部等13个部门联合出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贺登才说，在我国 社会 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占90%以上，工业品从原材料采集、生产制造到消费端的整个流程中，90%以上的时间处于物流环节。物流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决定着物流业、制造业“两业”发展水平和国民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2019年，我国 社会 物流总额达到298万亿元， 社会 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47%，比上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当前，我国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趋势不断增强，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物流已从附属服务转变为提高制造企业市场竞争力，降低成本挖掘利润空间的重要因素，物流与制造企业间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动融合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刘伟华说，我国制造业具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然而，在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两业融合发展仍然存在融合层次不够高、范围不够广、程度不够深，与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总体要求还不相适应等问题。
国家发改委表示，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物流企业专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不高，不能有效适应制造业发展需求；物流枢纽、物流园区与产业园区统筹布局不够，不能实现有机衔接和协同联动；制造业领域存量物流资源整合和开放程度不足，制造企业内部物流成本相对较高。特别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推动复工复产期间，供应链d性不足、产业链协同不强、两业联动不够等问题凸显，直接影响到产业平稳运行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从关键环节到重点领域深度融合
国家发改委表示，按照“紧扣关键环节、突出重点领域”的总体思路，《实施方案》系统提出了11方面的发展任务。从企业主体、设施设备、业务流程、标准规范、信息资源等5个关键环节，对促进两业全方位融合提出明确要求，推动解决制约两业深度融合的主要障碍；聚焦大宗商品物流、生产物流、消费物流、绿色物流、国际物流、应急物流6大重点领域，明确了推动两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主攻方向。
刘伟华说，在打通堵点方面，两业在设施设备融合联动、业务流程融合与标准规范协同上存在较大差距，已成为制约其深度融合的堵点。《实施方案》提出，在国土空间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中加强物流业制造业有机衔接、推动制造企业与第三方物流、快递企业密切合作，在生产基地规划、厂内设施布局、销售渠道建设等方面引入专业化物流解决方案，建立跨部门工作沟通机制，结合实际研究制定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团体标准。
在连接断点方面，两业在建立互利共赢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双方信息资源融合互通等方面存在明显的断点。《实施方案》提出，推动将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信息基础设施纳入数字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信息资源共享基础等。这些措施将有效链接两业的关键断点，有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鼓励企业释放创新动能。《实施方案》还明确围绕市场环境、金融支持、政策支撑、示范引领和组织保障等角度，帮助两业融合建立高效循环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消除供应链“梗阻”，确保物流畅通。
“《实施方案》提出，促进工业互联网在物流领域融合应用， 探索 和推进区块链、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等新兴技术在物流信息共享和物流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应用等。这些新提法，将助推新基建与两业融合发展，促进传统行业智能化改造。”贺登才说。
新技术颠覆传统生产物流运作方式
“在新一轮 科技 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5G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生产物流的运作方式。这对我国制造业智能化、高端化、精细化的发展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也需要物流业与上下游制造、商贸企业实现深度融合，加快优化供应链、延伸产业链、进而提升价值链。”刘伟华说，因此，《实施方案》提出，鼓励制造业企业适应智能制造发展需要，开展物流智能化改造，推广应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自动分拣等新型物流技术装备，提高生产物流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科技 部公示的2018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中，菜鸟牵头联合产学研单位研发未来物流机器人是其中的重点项目。杨开封说，该项目旨在打造新一代物流机器人系统，形成关键技术、设备和工艺流程的突破，实现大批量、多种智能机器人集成作业。
“国家层面正在推动建立现代流通体系，而《实施方案》的出台，将进一步促进研究机构、自动化设备制造企业、智能系统开发企业及应用企业等全产业链的融合与发展，从而建立起成体系的产业标准、行业规范，加速物流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进程，实现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杨开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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