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二本大学生的北京漂流

一位二本大学生的北京漂流

1.

从湛江到北京坐绿皮火车要35个小时，在老家高铁还没开通时，我独自坐硬卧去学校报道，经北京转天津，那里是我大学的所在地。

高考考差后，我去到一所天津大学，在天津本地它是一本，但在广东报的人少，二本的分数也能进，我在那里读汉语言文学。当时报考的想法很简单，一来是为了读中文系，选了一所可选择范围内中文学科相对较好的学校。二来是天津离北京近，半个小时高铁就能到，我觉得城市和专业很重要，所以把它作为了第一志愿。家里人希望我在广东，不喜欢我这个选择，我们说好了四年后考研，争取考到一所广东的好学校，在满口答应的那一刻，我没有想到后面四年发生的变化。

在北方，我对澡堂印象深刻。我在广东是一个人洗，在天津是一群人洗，彼此赤身裸体，坦诚相见。有一次去洗澡，天津的朋友问我做什么，我说冲凉，他愣是没明白，以为我要图凉快，我回过神，才知道要改口洗澡。他们说介是嘛、倍儿哏儿，我一开始也没闹明白，光是“哏”的发音，我就发不准。后来洗多几次唠会儿磕，也就习惯了。

在学校的时间总体上是平淡无奇的，大一和大二课程很满，课外时间打辩论、参加足球赛，并不经常出学校。赶上假期会去北京走一趟，有高中同学在北京五道口，介绍我去那里的书店、青年空间玩，五道口是北京青年文化的热土，万圣书园、豆瓣书店、706青年空间和大大小小的蹦迪喝酒场所都在那，所以去的人很多，我在那交到了在北京的第一批朋友，因为写作勤快，成了706青年空间公众号的专栏作者，领几百块稿费当零钱花，幸运的是，因为写作被媒体、出版社编辑发现，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实习。

实习机构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家出过《红楼梦》《鲁迅全集》《白鹿原》的传统文学大社。在部门上班时，经常会收到陌生人的电话，他们大多是怀揣着一肚子写作热情的作者，不知道投稿方式，所以冒昧地把电话打给我们，策划部和责任编辑看似在同一家出版社，实则各有分工，策划管宣传，责编看稿子，我爱莫能助，但一想到自己何尝不是同他们一样籍籍无名的作者，所以会尽可能告诉他们合适的投稿方式。有时候，上午打电话过来的人，下午还打过来，我说：“您打错了！”对方说：“我是送外卖的。”

实习期间，我过上了来回北京和天津的生活。周一到周四在出版社坐班，周五到周日在学校上课，有一节校选课在周二，实在挪不过来，我就跟老师说，多交一份论文，老师大度，给我开了绿灯，我得以大三就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实习。

我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来源于火车站。在当时，我常去的火车站是北京南站和北京西站。南站通高铁，西站通绿皮，往返京津，主要是天津南到北京南的线路，但有时要省钱，我就去天津站坐近两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绿皮火车充满了嗑瓜子和方便面的味道，环境肯定比不上高铁，但它更能体现出社会的不同阶层，尤其是工人、农民还有小镇青年。

在出版社实习期间，每周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我要坐上开往朝阳门的地铁。从五道口到朝阳门需换乘，算起来有十站的旅途，如果畅通无阻，半个小时可以到达，但一般来说，算等车、挤车、换乘、下车后走路的时间，大约要一个小时。有时候，我在五道口等二十分钟都无法挤上车厢。早班车的地铁像一台研磨机，每一个人都被碾压，即便是筷子一样的瘦子，进入车厢后也无法动d。他会竭力伸长脖子，试图呼吸上层的新鲜空气，但除非他身高一米九以上，否则他能闻到的，还是汗臭味、香水味和烟味。即便坐上车，乘客也要小心谨慎，坐到西直门的人，在知春路站需尤其留意，那是换乘大站，出来和进来的人都够你呛一壶。上地铁的人总盼望进去，地铁里的人希望进的人越少越好。你总要面对被挤出的难堪，第一次你也许会生气，多遭遇几次，也就习惯了。

相比起来，天津地铁高峰期也挤，但没有北京严重。坐天津地铁，每个人还有富裕的空间，在北京，被挤成面条是常态。坐地铁，最舒服的时间是晚上十点，李健翻唱过一首歌，就叫《十点半的地铁》，我很喜欢那首歌的歌词：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轻轻地轻轻地吹/身边的姑娘 /胖胖的她/重重的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

我在京津来回，仿佛出入两个世界。北京和天津是两种城市哲学。天津的城市哲学，就是不争，不和别的城市争，排行榜什么的都不在乎，他们自娱自乐，市民们过着自己舒适的日子。这种“不争”有它的好，也有它的坏，而北京就是“争”的极致，大江南北的于连都来这里争，争学历、争工作、争转正、争学区房……在北京，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焦虑。

对于学历不够的人，这样的焦虑会被进一步放大，那些刺耳的招聘信息提醒着你，你不是硕士研究生，我们不要。但没有办法，那就是人家的规定，我无法改变，所以只能在可选择的范围内做好，证明学历高的人能做的，我也能做，甚至可以比硕士研究生做得更出色。

《英雄本色》里，小马说：“我等了三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争一口气就是我当时的念头，我想证明给自己看，也想证明给那些曾经轻视自己的人，所以一方面在出版社干活到晚上，另一方面争取每一个写稿的机会，通过稿费挣够生活费，每天下来，大约有三千字以上的文字量，为了开源节流，我就想了个法子，在706青年空间打地铺，这一打，就是一年。

2.

打地铺的好处是可以节省房租。因为给706写过稿，又当过一段时间新媒体主编，所以706的老板允许我在本部免费打地铺，拿到垫子、被子和枕头，晚上就睡在地板上。听起来骨头疼，其实睡久了也就习惯了。我在706的办公室睡过，在二楼图书馆睡过，在阁楼睡过，也在咖啡馆旁边的地板上睡过，就这样豁免了一年的租金，生活成本大大减少。

那段时间的日常就是：早上七点起来，骨头咯吱咯吱响，匆忙洗漱，穿外套，睡眼惺忪上地铁，一边扶着把手，一边在地铁上闭眼小睡，等换乘了再匆匆忙忙随人流一泻而下，等到晚上七八点，再次坐上返程的地铁，出来时已是一片清凉，路面上停满了共享单车，仿佛一片自行车的坟墓。

有时漫步在朝阳门内大街，看到一排排气派的建筑和陌生的人流，尽管我们同在一座城市，却又是如此不同。我能够在这片城市立足吗？黑幕落下，望着大雾笼罩的远处群山，偶尔也会问自己，但很快就会被推推搡搡的人打回原形。

那是我对五道口印象深刻的一年，很多个夜晚我都从地铁五道口站出来，抬头看到购物中心的蓝色灯牌。昂扬的标语是五道口的写照，这里网罗了一批一流的大学生和创客，他们有的是北京土著，有的远道而来，五道口名头响亮，不但是奋斗之地，也是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宝库。沿着成府路，蓝旗营一带，豆瓣书店、万圣书园隔着一条马路。再走几步路，便是北大东门，圆明园和中关村就在附近。在这里坐公交，乘客的平均学历可能是全中国最高的。

走在这里的人，有不修边幅、逗留于旧书摊的可爱学生；有呼喊理想自由信念的摇滚歌手；有骑着老式二八自行车的洋人；有成群结队，奇装异服的由各国留学生组成的社团；还有相机不离手，如警犬般环视周遭的中年摄影师。在密密匝匝的钢筋水泥下，无数双跃跃欲试的眼睛一刹而过，留下黑压压的背影。

说这里魔幻，主要与层次感有关。从人群到建筑，从标语到活动，五道口的精英和无产者各取所需，相对放任的管理状态一度让这里热闹非凡，如同一座空间放大的重庆大厦。不仅是各国人士栖身之所，也囊括了多种典型的建筑风格。在那些人流涌动的地方，古老帝国的尊严与西方潮流毗邻而居，对称的园林里，明清庙殿错落有致，而玻璃幕墙后，摩天高楼平地耸起，国企的建筑规整刚硬，墙面保持生人勿扰着冷色调外墙。

这是在大道两侧。大道和勾连着许多狭长的小路，绕过高楼，建筑的高度骤然跌落，拥挤和杂乱程度也即刻加深。五道口深处的低矮平房和北方其它地方差别不大，窗外挂着红灯招牌，墙面贴着广告和寻人启事，走入其中，常有烤冷面、兰州拉面和一些北京小吃的味道。这里多是外来务工人员，住在老小区的合租房里。

后来，我也住在了合租房，三室一厅，十个人一起住，在我们屋，四个男生共用一屋，类似于大学宿舍，每个月交2000块房租，就在五道口，听起来气阔，其实也就那么一回事。

住在群租房，每个月都会遇到检查。每个月总有那么一天，小管家告诫我们，有人敲门不要马上开，先透过门上的小洞，看看来者是谁，如果是送外卖的就开，不是就假装屋里没人。一般来说，送外卖的敲门声比较温柔，查群租房的，敲门声格外地响，透着一股凶狠劲儿，我们听到就脊背发凉，哆嗦着腿，不敢出声，猫手猫脚的，键盘都不敢敲。待到敲门声止，才重新作业。可总是关门也不是个办法，中介就和执法大队里的朋友通气，约定个时间，我拆床，你检查，等你拍完照走了，我再把床装上。那时候，我们就是在拆床、装床中度过的，一来二去，和执法大队的大爷混了个脸熟，他办差，我们理解，我们穷，他也知道。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毕业。因为学历不够，我没能在出版社留下来，后来去媒体实习，结束实习后也就走了。但这倒不是一个悲惨的经历，相反我在这其中感到一丝幸运，在出版社和媒体的两年写作经历，让我认识了一些编辑，有充分的写稿机会，我那时候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写作，在大三，我已经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挣够学费和生活费。与此同时，在706认识的一批朋友，让我觉得是在北京最宝贵的一笔财富。有一段时间，我把五道口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回到706，就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3.

毕业前夕，我在一家门户网站实习，有一次同事偷拍了我一张工作照，传到群里，大学朋友问：“你是又回去上班了吗？”

我说不是，我回去办离职了。

朋友说很羡慕我，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监狱，我却羡慕他，有社保，有基本收入。朋友笑了，这大概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当时没有接受转正、离开单位，并不是过得多么不顺心，相反这可能是我最愉快的一段实习，但我实在太讨厌热点了，也对每天都需要更新的生活感到疲惫，因为这是一个不断输出的过程，而你的输入跟不上，久而久之，你就是在透支自己的储备，所以才会想要离开。

张怡微在回顾自己的写作生涯时说：“这样的生活（如写稿机器般的生活）是不对的，你没有花很多力气在这件事情上，但实际上你又在消费这些工作。”我一度憎恨自己的文字，对写作产生倦怠，尝试停止，体内的表达欲又会推搡着你。我想，自己还是很需要沉淀下来看书，加之有几个酝酿已后的小说计划，所以决定做自由职业。朋友知道后，以为我已经和出版社签订了出书协议，正式走上作家之路，我说没有，我没有给任何出版社投过小说书稿，也没有口头协议，我一直在默默写，只是写完一篇，会发给几个信任的朋友看，然后藏在文档里。我是一个害怕被拒绝的人，怕自己努力写的东西出不了，所以没有相当把握，我不太敢把自己的小说拿去投稿。

说来奇怪，我害怕拒绝，却习惯了被拒绝，这几年写作生涯，也是不断被拒稿的时光。抱歉、对不起、见谅，甚至，杳无音信。曾经有位朋友提出对我小说的批评，担心我生气，我说怎么会，我就是在批评声中长大的。自己害怕的，其实是你们都不理我。

回望在大学的四年，成长的时光，是收敛起那个心高气傲的我，自己和外界相处，变得越来越温和、礼貌，很久以前被拒稿，会难过好一阵，现在被拒稿心里还是会难过，但会很快给自己打气，说：“怕什么，马尔克斯也被拒稿过几百次呢！”于是转投别处，继续写作。

毕业后，我搬到了五道口，住在706青年空间的书屋里，每天早上起床，能隔着窗户看到13号线飞驰而过的地铁。书屋的月租是2500，我跟706的老板说，自己可以每个月办一场分享，供一篇稿子给706新媒体，把月租降到了2000。在五道口，这算是一个相对便宜的数目。朋友问我为什么非要住五道口，不住远一点，租金便宜，住的房间还大点，我说因为五道口朋友比较多，在外地，我更喜欢待在离朋友近的地方。

为了给自己省一些钱，多一笔储蓄，我在五道口想了很多省钱的办法。比如写书评、读后感换取免费赠书（把购书的开支减掉）、给706办活动换取一定的住宿补贴。因为在706办活动，我结识了一些关注工人文学的朋友，今年一月初，他们还带我去了一趟北京皮村。

去皮村最切肤可感的记忆，其实是冷，渗入骨髓的冷。出发前，朋友提醒多穿衣服，带上暖宝宝，我以为至多比五道口冷几度，去到皮村，站在新工人剧场门口边，我才知道有多冷，就像从华北平原抵达了东北的大雪天，你站着，不跺脚，脚掌就像冰封住一样，如果用刀割下来，兴许就是一块块僵住的冻肉。剧场内没有暖气，劳动者都是顶着严寒上台的，台下是工友和城里来的学者、大学生，旁边几个大袋子，装着厚厚的羽绒服，一位戴棉帽的面善的小哥说:“这里有衣服，别冻坏了！”这些大衣都是为观众准备的，看完还回去就好。中途，我见到一位许久认识但不曾谋面的朋友，他以前在皮村住，我问:“你们这住的地方供暖吗？”他说:“前几年没有供暖，今年有了。”我想到那一个个北方大雪纷飞的苦寒夜晚，当三里屯的人们开心地庆祝雪花的落下，仅仅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却可能是工人们裹衣加被仍驱不散的寒气。夜晚，我们就是在这样刻骨的寒冷中看完了《劳动交流市场》，那是一部改编自劳动者真实经历的非虚构戏剧，剧作结束后，村里的阿姨热心地端出一大盆汤圆，组织青年们一碗碗分发给大家，天气是寒冷的，但每个人手上是温热的食物，这让我想起跨年时706本部唱起《国际歌》的夜晚，来自不同群体的青年，在一个他们可能根本不认识的歌手的鼓舞下，在新十年的开始，自由地唱起《国际歌》。然而我们谁也没想到，就在《国际歌》唱完3个月后，706本部关门了。

4.

2020年春节，当病毒性肺炎只是武汉市内的零星病例时，706的住客不会想到仅仅两个月后，它成为了压垮本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经济上的持续亏损，以及举报压力（由于举办活动、嘈杂扰民等原因，706在此之前多次被邻居举报），2020年3月，706本部宣布关闭。

这并不是706团队的结束，因为他们还有线上业务和在上海、广州的分部空间，但对706的住客们来说，这是一段记忆的终结。706公布消息的那一天，我和很多706认识的朋友在社群里自发怀念，也在朋友圈说了一些很失落的话，因为对我来说，那不仅是一个青年空间，也是我在北京留下美好记忆的地方。

这些年，我在北京目睹了一家家空间的散场。706青年空间本部、雕刻时光咖啡馆、三联韬奋书店海淀分店……过高的土地成本和营收问题成为它们共同的困境，而新冠疫情加速了公共空间的客源流失。2月疫情严重时，几乎无人光顾书店，3月氛围稍微缓和，但书店每天的收入仍比不上疫情前的水平。在北京，租赁成本是文化空间的大敌，五道口的雕刻时光，三里屯的老书虫、爱琴海的单向街书店等，都先后因此关门。在706本部关门那天，我的心情是难过又麻木的，就像一根锥子刺了你一百下，再刺一下时，你不会有太大感觉。

因为被隔离，我没能目睹本部最后一天的场景，只是在手机里看看朋友记录冷清的五道口，那些关停的店铺、那些分别的熟人，窗外阳光普照，我却觉得是灰色的，不知为什么，当时回北京后，就一直在恍惚的情绪中。对北京没有了期待，开始想念在南方的日子。

北京有我认识的很多朋友，有全国最丰富的文化资源，有许多个夜晚和同行者一起奋斗的记忆，可是我在搬迁那段时间感到，这座城市其实冷冰冰地传递给我，或者说像我们这样的异乡人一个信号，那就是北京有你没你都一样，边缘的、个体的奋斗者，在这里似乎只能过孤独合租房的生活，如果他不门庭显赫，不阶层上升，他在北京的生活，就注定摇摇欲坠、任人摆布。在经历了清退后，联想到我关心的事物、过去的朋友，那共同的清退记忆，我无法说自己在这座城市感到归属，留在北京的理由，似乎只剩朋友、机会和一种很现实的不知到何处去的感受。对这座城市，谈不上恨，也谈不上爱，城市就是那座城市，它见证发生的一切，而我终究是个异乡人，处在茫茫黑夜无根处，可回到故乡，又能解决问题吗？

我想起了1947年7月1五日，汪曾祺写给沈从文的信：

“黄永玉是个小天才……他想回凤凰，不声不响地刻几年。我直觉地不赞成他回去。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什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

隔离结束后的第一天，我回到五道口，重返706本部所在的华清嘉园。但我进不去。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全球瘟疫，北京各小区都严格隔离，进入小区需要出入证和身份z，而我并没有华清嘉园的出入证，只能远远地望一眼706所在的1五号楼，然后独自离去。

朋友提醒说，我的两个行李箱还在她那里，包括鲁迅全集在内的一摞书。朋友住在华清嘉园内，我们之前是合租房里的室友，三月份清退事件后，我搬到了六道口，她和闺蜜住进华清嘉园另一栋楼里面。清退时，我人在广东，只好麻烦她先寄存行李，待上了北京、隔离结束后，我再过去取。她想到一个不用进小区就拿到行李箱的办法，就是叫一辆滴滴，把两个行李箱放上去，车开到我所在的小区门口，我再下来拿，但后来我决定过去一趟，叫了一辆货拉拉。

我后来住在六道口附近的一处小区，两室一厅的合租房，完全合法，不用担心查房，但中介有点坑，住进去后我和室友才发现，这是一个漏水漏电的房子，有几个晚上还容易跳闸，为此我们麻烦了好几次维修师傅。

五月份北京疫情缓解，一级防疫下调为二级，出去北京再回来不用被隔离，我就坐上了开往杭州的高铁，和女友在相隔四个月后重逢。女友问我要不要来南方，比如住在上海或杭州，我还没决定，但内心有所思虑。紧接着和朋友在上海相遇，谈及北漂经历，一晃就是四年，朋友说：“你可以写写在北京的经历。”人家说四年一轮回，想到这里，似乎在北京的日子也该结束。

春天本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但我和朋友却对前路迷茫。朋友一静所在的纪录片团队因为疫情暂时解散了，她不得不快快投简历，找一份新的工作维持生计。在某家图书公司工作的小楼（化名）也选择了暂时停薪留任。这期间，我听说不少朋友被裁员、失业，也在新闻上看到一家家书店关门了事，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数字是多少，但自己亲身的感受是：新冠疫情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要大。

疫情对我供稿的媒体、刊物也产生了冲击。三月份一位媒体朋友透露，领导下个季度可能要削减财政支出了，我知道，外约稿酬是被削减的重点对象，从三月到四月，我在那家媒体也确实没发过什么稿子了。四月份，我听说一家供稿平台实质性解散（后来经朋友核实，是员工暂时变为义工模式，但还发撰稿人稿费），那个夜晚我本来打算早睡，但知道后便无法入眠。我记得第一次给它投稿，是2018年，一位编辑约写书评，写完后，她代我投给了那个平台。我以为没稿费的，因为一直不晓得他家怎么盈利，以为是佛系志愿者平台，靠口碑和情怀维持，后来发现有稿费，还不少（在市面媒体的水准线以上），19年又投过几篇，稿费都有收到，所以很感激。可惜，这样一个优质内容平台，终究还是免不了慢慢散场的命运。

而对我个人来说，其实去年就有危机感，不能纯依靠稿费维生，作者无法改变优质内容平台的离去，凛冬漫长，只能多找一些开源节流的路了。我还记得朋友去年来北京时，就劝我多找一些收入渠道，否则媒体一家家倒了，撰稿人就会非常被动。2019年秋天发生的一件事，也让我至今心有余悸，那就是父亲罹患鼻咽癌入院，我们一家人为此前前后后花了二十多万块钱（化疗、放疗、后期检查等），两位哥哥和我分摊，母亲也从邻居那借来一笔钱，幸运的是父亲年初从鬼门关里出来了，我们又是团团圆圆的一家人，但这次意外让我对经济有了更深的担忧，因为我要挣得不只是养活自己的钱，还得考虑到父亲和母亲未来的生活。他们的储蓄已经在一次次疾病和供养我读书上学中消耗殆尽了，现在是该到我报答他们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我熬夜写稿挣钱，自嘲地说，这像是一种自我剥削。其实我自己的开支是很低的，我并不是一个爱花钱的人，像读书和踢球这样的业余爱好也花不了多少钱，一个月下来，自己包括租房的开支在四五千块钱左右，但因为父亲的大病，2019年底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那段时间精神很焦虑，你发现自己离开了坐班制，依然无法摆脱剥削的命运，你曾经有宏大美好的理想，到头来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已经花光所有力气。

幸运的是在2019年底，几家文学杂志或平台接受了我的自由来稿，令我多了一些文学方面的收入渠道，再加上我自己确实写得勤快，所以一个月的收入养活自己还是绰绰有余的，我在银行攒下了一笔储蓄，每个月给父母寄过去一笔，同时也为了防备生大病。

在时代的大潮中，我自己已然是幸运的。因为我的收入并没有太大影响，而很多实体户已经难以为继。在这个时代，偶像们的辛苦能被看到，而贫困县人们灾年之下的艰难，却被淹没在信息海洋中。偶像们月入千万、有洋房，有豪车，他们稍微表现出可怜，就是热搜和成百上千万金钱的回馈。可是那些贫困县的农民，在瘟疫中破产的人们、无家可归的流亡者、欠薪的工人，他们的处境呢，又有多少人关心他们，去发一发自己在偶像身上泛滥的善心。有人在节目落泪，上了热搜。有人在阴沟讨生活，死前无人知晓。人们的感动被引导，引导在少数人身上，可多数人的遭遇，我们的父亲、母亲，甚至我们自己，分明更像那些欠薪的人、在外漂泊的人、不被看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