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邀请。
这确实是一个大课题。
楼上高人说的好——此问题,在“五四”时期,国内知识界已经在探讨了;近些年,也有若干专著做过研究。
所以,只能谈些个人浅见了。
如何看待中国没有跟上世界性的近代科技发展的步伐?我赞同黄仁宇提倡的“大历史观”——中国科技“掉队”,仅是“大厦一隅”——其只是中国在近代整体落伍的表象之一——从总体上说,中国在近几百年来,与世界很多国家相比,没能跟上进步的步伐。
科技不是单独发展的,它有自己的规律,但从根本上说,是与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与整体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发展相适应的。
纵观世界各国史,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生产力水平和整体文化水平极其落后的情况下,科技水平能够突飞猛进的。
19世纪以前,中国如果按GDP计算,确实是占据了世界总量的很大一部分。
不过,其意义,仅仅是统计学方面的——中国的国家太大,人口太多,几千年保持稳定,底子不错;而其他国家则多在10世纪以后才逐渐形成,国土面积和人口相对少的不是一星半点,即便一些国家跑步进入了资本主义,也还是处于初期发展之中。
但在19世纪以后,发达与不发达的差距就迅速拉大了。
关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可以看作是中国科技之所以落后的基础因素——中国19世纪前的“富裕”和之后的落后,都于此有关。
中国的“地理环境”——周边的高原、高山、大漠、翰海,抵御了外部强敌的大规模入侵,提供了一个内部长期稳定发展的地理环境,这是其一;其二,以黄河长江为主的水系,提供了适合农耕发展的条件——5000年以前的,类如生活于良渚地区的先民,已经在大修水利,改造良田。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上,早早形成的“人文环境”——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才是造成中国在近几百年多方面包括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
从经济基础来说,中国几千年里,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生产为主,亦有少部分的游牧部落,但都需“靠天吃饭”,生存不太难,富裕不可能——这是生产力状况;生产关系上,与这种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几千年都是土地拥有者和农耕生产者之间结成的封建关系——差别只是不同朝代的大地主,如王朝时代的“王”或帝国时代的“皇帝”;以及中小地主,如“诸侯”、“氏族”以及后来的地主。
从上层建筑来说,中国早早形成了统一的王国和帝国——夏商周是王国,秦汉、唐宋、明清是帝国。
大一统,或叫统一,在中国是为必然——一是为了抵御来自西部北部游牧民族的袭扰——必须靠统一国家才有可能应对;二是只有统一,才能抗拒旱涝等自然灾害——东周天子式微,诸侯们就“私下”誓盟,约定遇到自然灾害怎们办,还订出了具体条款。
与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这种政治上层建筑相适应的,是形成了一套便于实行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
不管人们认为儒家学说有多少优点,从客观事实上来说,其确实是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屡试不爽”的好东西,其与封建宗法制度相得益彰,无缝衔接。
儒家学说的特点之一,是不主张“创新”和“改革”,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是“五四”时期,之所以会喊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根本原因。
与封建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是其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
秦朝太短,从汉开始,即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多少年来,教育都是围绕“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进行和展开的——这不能不说,是给培养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已经提前铸好了“模子”。
科举制度,是形式上的人才选拔创举,然而,选拔的内容和标准又过于单一化——内容是儒学,标准是八股文。
有抱负、有才学的人,未必能顺利通过科举的“独木桥”。
自然科学方面,除去可以用来记账的加减乘除,其他几乎一概不讲,也没得讲。
出现如写出《天工开物》的宋应星,始终不是大概率事件。
还可以算作上层建筑的,是国家的治理模式。
黄仁宇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决好治理制度的问题——没有配套适应的法律法规;没有精细的统计手段;没有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和手段;当然也没有发展规划和预决算。
靠什么呢?靠“奉天承运,皇帝昭曰”;靠道德要求;靠“杀一儆百”;靠天子睿智和勤奋——雍正一日阅览奏折,朱批写一万多字,尽管大抓“吏治”、摊丁入亩、火耗归功,都是好措施,但终究“杯水车薪”。
以上这些因素叠加,使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处于一种不利于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的状态。
封建社会的压迫者,是皇帝和中型的小型的地主;被压迫者,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没有形成规模化的城市平民阶层,更没有形成规模化的工商阶层,也没有形成可以进行科技研究的规模化人群。
这也是不利于文化、教育、科技发展的。
欧洲则有不同。
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地少人多,很多人靠海生活,因此,随着造船和罗盘等技术的发展,可以有地理大发现;尼德兰,作为“低地国”(包括比利时和卢森堡),因为封建统治十分薄弱,而城市平民十分壮大,才最早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如果走了发展农业的道路,可能后来的局面会不同,但因其是岛国,所以很早参与了海外开发,在建立了诸多殖民地后,羊毛及纺织品的生成及出口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部分。
由此不仅在18世纪中后期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还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欧洲的科技发展,都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而发展起来的——科技是生产力中的重要因素,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合其发展的时候,才会迅速发展。
有人可能会说,按照你讲的,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就没有发展了吗?不是这个意思。
几千年中国有发展,而且发展不小。
这从人口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来。
葛剑雄教授写过多本中国人口研究的专著,他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统一与分裂和人口的关系,也说明了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关系。
这里不多赘述,有兴趣者,可找来看看。
保罗.肯尼迪写过一本《大国的兴衰》,分析了从1500-2000年,世界各大国的兴衰变迁。
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经济、科技的发展,主要在于一个国家的内因。
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是一个稳定、持续的发展过程。
她曾经领先世界,但在近二三百年里落后了。
前一百多年,是中国的内因造成的——封建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生产力包括科技的发展;后一百多年,世界列强已不允许中国按照自己的强国意愿发展。
保罗.肯尼迪认为,日本和俄国的发展是特例。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
这个时候,中国的清朝,已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攻破了国门,想发展已十分困难,于是形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局面。
俱往矣。
中国驶入发展的快车道,是这最近的四十年——改革开放,焕发了古老中国的活力。
1978年,中国的GDP是3645亿;2017年,是827122亿。
四十年间,增长了200多倍。
这是一个奇迹。
其中,包含着科技方面的巨大进步。
还是那个地理环境,还是原来的民族,何以至此呢?不过是又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探讨李约瑟的问题是有意义的,查找过去落后的原因,是为更坚定地走现在的富民强国的改革开放之路。
最后再啰嗦几句,概括一下前面的观点—— 对于中国近代科技落后了,地理环境因素是重要的,但不是根本因素;根本因素是封建社会落后的生成关系和上层建筑,阻碍了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长期曾经辉煌过,近代以来的几百年落后了,这里面内部的原因是主要的,后来世界列强的入侵,也是重要因素;改革开放,让中国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这条道路对中华民族来说,弥足珍贵。
(图片来自网络)
如何回答“李约瑟之谜”?很奇怪,这个问题成了很多人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研究”的课题。
所谓李约瑟难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答主不认为李约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知会超出任何一位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所认知的中国学人的水平。
一个有所成就的科学家,在完全不懂中文(据说在年近4旬之时,在与中国情人云雨过后,躺在床上吸烟时,首次学会香烟这两个汉字),在年过4旬开始接触中国,用了10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编撰出一部有关中国科学和文明的鸿篇巨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别说写,10年多一点的时间,即使原本熟练掌握中文,全身心投入,他也不可能有能力和时间粗读、通览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文字记载,要知道,中国古文言文那真不是一般人花费一般时间就能略窥门径的。
因此,可以很明确的说,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根本没有真实的涉猎,那么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可想而知是怎么来的!很简单,雇佣搬运工堆砌出来的一堵烂墙而已。
他对中国科学和文明问题发表的“高论”最多不过是“鹦鹉学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自己的任何见解。
比如,他有关中国古代科学的【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这种认识,就充分体现他对中国历史根本没有最起码的了解。
在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体系下,中国何曾有过任何科学认知?这样,李约瑟既然对中国历史根本不可能有最起码的认知,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和所谓“李约瑟难题”,也就没有任何值得用眼睛一瞭的价值。
科学为什么没有产生在中国?甚至,连“科学为什么没有产生在中国”也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文明,仅有以古希腊自然哲学为基础的欧洲文明诞生出科学之花,而没有产生在任何其他文明。
原因,不言自喻:世界上没有其他文明孕育出科学,因为这些文明都缺乏自然哲学,进一步说就是形而上学这一光辉的照耀。
事实上,科学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后来者,它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同一的,两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探讨这一问题的方式方法的不同。
因此,科学诞生于形而上学,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
没有形而上学的世界其他文明,包括中华文明,没有产生科学丝毫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为什么却成了什么“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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